要去的湾韵魏振镇子就在江南，名头不小，强老晋代时隶属彭泽县，光和名曰“黄菊”，湾韵魏振叫起来，强老就像叫着乡下的光和某个姑娘。时任县令陶渊明辞官后，湾韵魏振曾隐居此地，强老留下“采菊东篱下，光和悠然见南山”的湾韵魏振千古名句，后来改唤“东流”，强老有“大江曲折来，光和到此始东流”之意，简约而苍莽。二十多年前，我在一个名叫大渡口的小镇上教书，此处与东流之间横亘着二十多公里的土石公路。一个周末，和几位同事心血来潮，骑车奔往东流，二十几岁的年纪，颇似老街墙缝里冒出来的野草，有几分蓬勃，有几分青涩。老乡们挑着筐子、提着篮子慢悠悠地走，有一句没一句地搭着话，似乎他们的前方还有一百年的光阴可供打发；两位眉眼和鼻尖沾满黑灰的师傅捶打着红彤彤的铁块，四溅的火花在幽黑的屋子里明明灭灭，他们的脸庞忽明忽暗；身材修长的男人挥动长柄铲子，使尽气力翻动着铁锅里的瓜子，屋子里烟雾蒸腾，满大街都是香气；最夺目的是商店门口门板上五颜六色的鞋子、袜子，还有竹竿上挑着的大红被面、毛毯，俨然世间的繁华和喜庆都堆积在这里……那时老街上的人家没有几样好家具，但门口种满桃花却透着新鲜气和一些富贵气。

后来，我离开了大渡口镇，告别了那座长满高大梧桐、开满各色花朵的校园，但因为工作关系，多次到过东流老街，每一次去，心情如同冬日的江水，一寸一寸往下落——街上的人越发少了；老房子人去屋空，墙壁和屋顶上冒出半人高的杂草；偶尔也会遇到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，他们在老街上落寞地穿过，在小镇破败的陶公祠前拍几张照片，隔着徽式院墙上的镂空窗子，瞄一眼院内稀稀拉拉的菊花，望一眼陶公像，留下一声叹息，走了。有一次，听说一个身陷囹圄的人在大墙内结婚的事，那人就是老街上的，我赶去采访，当时的报刊杂志都喜欢这类奇崛、煽情的故事，我盘算着能得一些稿费，说不定还得个什么新闻奖，采访结束后，路过街口边的一座池塘，有人指着旁边屋子里正在扫地的老人说，那就是×××的母亲，我立在那里看老人，看她佝偻的背，看她瘦小的身子，看她花白的头发，陡然觉得自己背着老人家做了一件十分肮脏的事。

我当然没有写那个故事。这个事，我没对任何人说过。要不是这次来到老街，我差不多就忘了它。二十年过去了，那位老人——那个人的母亲，不知道还在不在世。我现在想起她，心里掠过一丝安慰。

眼前的老街正在翻修，倒塌的房子被收拾后，复有几分古旧的意味。正是半下午，阳光暖暖的，黄黄的。一位老人背着手在街上走几步，停一下，再迈开步子，像是在老房子里守候经年后突然走出来，只是为了跟阳光会会面、打打招呼。阳光是调色师，在老人沟壑纵横的脸上调出了一层黄黄的晕，她白白的头发也被染上了淡淡的黄。几座旧房子边有几位工匠正在挖土、砌砖，他们身后翻修好的黄泥墙泛着柔和的光。我立在那里发愣，我看的是几株枯黄的草，它们在尚未清理的残垣断壁中微微颤动。时令已是深秋，野草也进入生命的晚季，但它们来年还会返青，开始生命的又一个轮回。这是它们的造化，也是自然的神奇和高妙。

街中心有一群人的背影，陪同我们的人说，是一群省、市的作家正在老街采风。独自往前走，漫不经心地看，有隐隐的锣鼓声和咿咿呀呀的吟唱飘过来，当地的艺人正在为作家们表演“文南词”。走过去，瞥见了一张似曾熟悉的面孔，对方也瞧见了我，惊喜地呼出我的名字，又瞄到了更多熟悉的面孔，其中有近三十年前的老同事江兄，他“发福”了，我也是，我们握着手，相互拍着肩，端详对方，这一握一拍一端详，时光已如拍岸的江水，流走了。

阳光仍在。一条黄白相间的土狗在街上追着另一条比它大一点的土狗，像是两个调皮的娃在嬉闹。但我没在街上看到娃。往回走，看墙根下的影子，是老房子投在街道上的影子，街道那么长，影子也那么长，我的影子也印在街心的石板上，像漫画一样夸张、扭曲。

那天下午，阳光稀薄的时候，我突然被一位女士拦住，叫了我一声魏老师，我懵懵地看她，她赶忙说她叫杨欣慧，二十八年前我教过她英语，她挽着我的胳膊，让别人给我们照相，又再三邀请我去她所在的县城玩。我竭力回忆她少女时代的模样，但时光漫漶，浮起来的都是模糊的影像。

小杨还告诉我，东流镇的现任镇长也是我的学生，并马上掏出手机要给她打电话，我说算了，我马上就要走了，不要打扰她。但这个镇长同学后来还是赶来了，她从江堤上迎面走来的时候，我忽然想起了她当初的青葱样子。我们站在江堤上聊天，夕阳正在下沉，浩荡的江水正向东流去，江面上浮光跃金。

我后来看别人给我和两位学生拍的照片，我看到他们的脸上有光，我的脸上也有光。